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国派遣十八人组成的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图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资料图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周恩来为重庆《新民报》抗战纪念特刊题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驻渝八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坚持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枇杷山麓，春风化雨；嘉陵江畔，桃李成蹊。
“世界向哪个方向走、中国向哪个方向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怎样才能使抗战进步……”走进位于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巴教村的巴蜀小学，周恩来85年前激情澎湃的演讲，仿佛穿越了时空，振聋发聩。
展开剩余87%在这次演讲中，周恩来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提出了史上著名的“抗战九问”，让多少人迷茫的心坚定起来！
驻渝八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九问”
一扫悲观失望气氛
沿着渝中区山城步道拾级而上，就到了巴教村教育文化街区。这里，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中国教育史上伟大光荣的一页。
“1940年9月，周恩来在这里进行的著名演讲，就是其生动的注脚。”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黎余介绍。
时间回溯到1940年前后。
彼时，德、意、日法西斯的气焰十分嚣张。
1940年7月，在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撤退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政府为了绥靖日本，不顾中国反对，与日本签订协议，封闭了滇缅公路缅甸境内路段。而该公路，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
不仅如此，英、美为保持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密谈，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促使日本从远东进攻苏联。这一出卖中国主权的阴谋，与英、法通过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如出一辙，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而此时，国民党顽固派面对国际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物价飞涨等问题，投降、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
国际形势究竟会如何演变？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坚持到底？彼时的山城人民，迫切需要正确答案。
1940年9月29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计划在观音岩实验剧院，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
演讲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当天，大量群众蜂拥而入，把剧院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而剧院外，还有上千人想要挤进去听演讲。
于是，主办方临时将演讲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巴蜀小学露天操场。
演讲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登台，首先就临时更换场地，给大家致了歉。随后，演讲进入正题，他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向听众抛出了九个问题，并给出答案。
这九个问题，后被史学家称为“抗战九问”。它们包括：世界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向哪个方面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的危机，中国怎样才能使抗战进步。
演讲中，周恩来表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将走向削弱和崩溃；面对世界大变局，中国应该坚持独立立场；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主张，不能使抗战变质，甚至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对付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整场演讲，历时3个半小时，掌声不断。中间休息时，听众更是高唱起抗日歌曲。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也在现场，她后来撰文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我们倾听着，毫不感到疲倦。他可以永远讲下去。这是你所能听到的一次最简单、最不复杂、最不浮夸，几乎是极其基本的讲演，然而每个字都很重要。
“周恩来的演讲深入浅出、论据充分，一扫当时人们的悲观失望，使听众深受鼓舞。”黎余说。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国际统战工作，对云集重庆的多国大使馆、40余家外交代表机构、3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数十家外国通讯报刊机构，以及频繁往来的各国使者、作家、记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的抗战与民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打开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大门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笔代枪
维护巩固统一战线
从巴教村出来，驱车不到10分钟，就是渝中区七星岗。顺着小巷缓坡一路朝上，穿过一个石拱门，可见两栋中西合璧的建筑。
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武汉成立的。第三厅专管宣传工作，由郭沫若担任厅长，受当时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武汉失守后，郭沫若率第三厅成员辗转迁至重庆，落脚于此，他也在此居住和办公。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量抗日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在重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对全国各地的抗日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丁英顺介绍。
如，1939年5月，日本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第三厅组织慰问团到抗日前线，为官兵送上《抗战小丛书》《抗战文艺》《日寇暴行录》等文艺作品，鼓舞将士的抗战斗志。
1941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推动下，中华剧艺社的《大地回春》拉开了“雾季公演”帷幕。紧接着，曹禺的《北京人》、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陆续亮相，给予在战争恐怖和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和鼓舞。
“雾季公演”深受民众欢迎，周恩来等人意识到，除了常规的话剧演出外，创作一部借古讽今的历史剧，无疑能更好宣传抗日，巩固统一战线。
在此情形下，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日夜疾书，仅用10天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五幕历史剧《屈原》，讲述了屈原在楚国的遭遇，暗喻正遭遇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演。演出盛况，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屈原》的成功，无疑把首届‘雾季公演’推向了高潮。”丁英顺说，据统计，“雾季公演”办了4届，共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不仅成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更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促进了民族团结。
尤值一提的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香港成为“孤岛”，“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大肆迫害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左翼文化精英，许多人面临被捕甚至生命危险。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分子转移至香港。
据统计，1941年1月至6月，经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计划安排，从重庆转移到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就达100余人，包括茅盾、邹韬奋、李公朴、胡风、胡绳、宋之的、叶以群、张友渔、韩幽桐等人。
之后，香港沦陷，中共中央南方局又开展文化大营救，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以及滞留在香港的近百名国民党人士和外国友人。“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开展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极大地凝聚了全民族抗战共识，有力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丁英顺说。
开展“准外交”
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在渝中区中山四路，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院落，掩映在黄葛树下。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地”——周公馆。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也设在这里。
“当时，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形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丁英顺介绍。
1941年2月，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晤，向其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这次会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接触，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意义非同寻常。
周恩来还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交往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当其转任驻苏大使时，周恩来让《新华日报》接连刊登《惜别英大使卡尔并致临别赠言》等文为其送别，留下一段佳话。
此外，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与美国顾问拉摩尔、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都有过会晤，建立了联系，还与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日本反战同盟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有密切交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系，最终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奔赴延安。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的重要成果，被周恩来视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1943年10月，苏、美、英、中四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首次倡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发起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对此，蒋介石曾想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
然而，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正在调停国共关系的赫尔利，提出要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正当要求，同时跟国民党进行了严正交涉。
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1945年3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有中共代表参加。蒋介石最终不得不表示同意。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在宪章签字仪式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首次以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实质上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的垄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国际政治舞台。
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坚持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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